一张2002年版的“财神到”年画贴在墙上，这是一个住了4口人的房子。周俊，42岁，是他们中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人，年画是他在5年前的春节回乡时带回的。带回“财神”的那个春节后，周俊再也没有回过黑龙江密山县老家，虽然，家就在国界线的那边。“回去，就过不来了。”

  他没有护照，如果他踏过国界，就很难再回到海参崴，那么，他留在中国人叫做二道河子市场上的摊位谁来打理呢？“2002年，我是拿商务签证过来的，没有劳动许可证”，那是不能在市场上从事零售业的，也就不可以站在属于自身个人的摊位前招揽顾客，“移民局检查，给我的护照盖了黑章，干脆，我把护照扔掉了。”他不担心没有护照被警察或移民局的人抓到，“抓住了交罚款就是了，如果有护照而没有劳动大卡，那要罚得更多。”

  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中国人几乎都经历了非法劳工、非法滞留的过程，那是他们与当地管理部门都伤脑筋的黑暗阶段。“我最早来也是办旅游签证，跟旅游团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李玉荣在“留学”九专时所持有的也是旅游签证，“后来，到市场上摆摊了，还是那样跟旅游团走，一个月回去一次，有时半个月就要回去一次。”回去，是指回到中方的绥芬河，在那里，重新加入一个旅游团，再入境进入海参崴，旅游，是一个幌子，练摊卖货才是正事。

  持有的旅游签证过期是经常发生的事，很多人只能“黑”在海参崴。从吉林珲春来到海参崴开出租车的王师傅认识一个中国人，“本来是来旅游的，到赌场去几次后，就留在这里不走了，一下子‘黑’了七八年。”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2002年是一道分界线，之后到来的中国人逐渐齐备了合法的手续和证件，他们谈起海参崴的市场，很少有人知道杨贵兴、高清成，“还有我弟弟，他们三个是二道河子市场上最早的三个人”，周俊先是为做建筑工人而来，他在工地上做工，当地人对那个市场有一个俄文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为“卢斯卡亚”，“来的人多了，形成了市场”，周俊后来不做工了，他也在二道河子购买了一个摊位，“一位姓崔的中国朝鲜族人和俄罗斯人联合，把市场管理了起来。”

  海参崴的市场大多数都是这样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现今顶级规模的体育场市场也是由“黑”着的中国人烘托出的。越南人跟着来了，乌兹别克人、阿塞拜疆人、塔吉克人、朝鲜人、韩国人，也相继从陆路和海上来到海参崴，在那个看台塌陷了一半的体育场摆起了摊位。

  “在人多起来之后，黑帮接手，对市场进行了管理”，在李玉荣曾经摆过修鞋摊子的地方，已经是一排排整齐的铁皮箱子的摊位。市场的“法律”也随后诞生了，当然，这不是经过滨海边疆区或海参崴市杜马通过的“法律”，它由管理市场的黑帮制定，规定了不同位置的摊位交纳的租金数目，还有每个月1000卢布不等的“保护费”。

  黑帮制定的“法律”在所有的市场通行，“在此摆摊的各国人不用向海参崴的商检、工商、税务交纳费用，只要交了钱，他们的公司全部管了。”李玉荣说，但是，“公司”对商户收钱不限于租金，“比如，下了这场大雪，每户都要交纳800卢布的清雪费”。可是，等下一场雪下来时，上一场的积雪已经坚硬如冰。

  鞋子坏了找中国人修理，在附近的中餐馆吃当地几乎最便宜的午饭，在市场上购买价格与中国内地差不了多少的衣服、餐具……老人一天的生活要多次和中国人打交道，年轻人也不例外

  前苏联解体不久就来到海参崴并入了俄罗斯国籍的薛桂林，在这个他“心目中可以居住一辈子”的城市已经生活多年。“我曾听一位俄罗斯老大娘讲起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早上醒来，能听到中文的叫卖声。”他踏访过一片已经废弃的居民区，那是1930年代中国人在海参崴的聚集地。

  是的，哪怕是海参崴官方提供的资料都这么说，中国人在当地的聚集曾经鼎盛一时。“那时，30%的海参崴居民由中国人组成。”现今，市中心保留了中国街的遗址，当地人称为“百万街”。

  安德列尤利耶维奇，海参崴市对外联络与旅游委员会主席，手里拿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小国旗，等在市政府9楼的电梯口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30年前，我的妈妈告诉我，中国的商品质量是最好的。”他说，那是前苏联时期，家里有几条中国产的毛巾，总是用不坏，妈妈给了那几条毛巾很高的褒奖。

  “中国的商品，特别是食品，救了我们这座城市，假如没有这些，我们可能就完了”，安德列先生在介绍完海参崴的地理、旅游后，动情地说，“我们该感谢中国和中国人。”他追忆起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历史：“小型的中国贸易很早就有了，比如20世纪早期的小餐厅，小店铺，还有手工业作坊。”在斯维特兰斯卡雅大街上，还有一座“绿砖屋”，那是中国商人陶则明的故居，他的工厂影响着海参崴的衣食住行。

  安德列说，现在的中国商品依然影响着海参崴人日常生活：“一些家用电器，还有建筑材料，全市的装饰建材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

  如果一位退休金不高的海参崴老人想增加收入，他可以把空余的房子租给从西部边界到来的中国人，“我们住的房子一个月要600美金。”周俊说，这要比老人的退休金多几倍。如果这位老人的鞋子坏了，他可以去体育场市场北门，找那位叫刘维新的中国人修理，接着，他可以在附近的中餐馆吃当地几乎最便宜的午饭，随手在市场上购买价格与中国内地差不了多少的衣服、餐具，还可以买到产自中国广东某县的牙签。老人一天的生活要多次和中国人打交道，年轻人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要时尚而便宜的服装，哪怕他从乌兹别克人手里买到，但产地一定是中国。

  “来这里旅游的中国人也很多，去年是17万人次，他们的到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好处。”安德列先生主管海参崴的旅游，他更喜欢中国游客涌来。

  安德列列举了海参崴和中国内地城市的关系，证明和中国悠久而友好的关系，“大连，长春，烟台，上海，延边，都和我们是姐妹城市和友好城市关系”，他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商人在这里出售中国商品，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他们能够把钱投入到城市的道路建设，可以建中国城、娱乐场所，艺术工作者也可以来这里搞绘画，我们的城市是欢迎的。”

  “瞧，我这是在中国做的西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拉林先生每年要去两三次中国大陆，“我很喜欢中国的商品。”

  “中国人是单独住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商人之间没有来往，中国人之间彼此也是独立和封闭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封闭的结果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互相不了解

  当地时间每天下午6点，一拨一拨的中国男女从体育场市场里走出来，这是市场打烊的时间。等大部分的商铺拉上了卷闸门，维持秩序的保安用路障拦住了每个市场分区的通道。“到点必须走，这是规定的时间”，一位中年人边锁门边说，“走晚了也不安全啊。”

  一些人钻进二手的日本车里，那是他们在海参崴购买的便宜车辆，“自己开车相对安全多了，不用怕警察，也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抢劫。”李玉荣是每天例行着接送家人上下班的，他守时地将一辆商务车停在距离弟弟饭店不远的路口。

  一些人走到北门的有轨电车站，等候几分钟一趟的6路电车咣咣驶来。两站的路程很快就到了，他们会在一幢黄色的楼房前下车，跨越轨道，上了一个缓坡，一幢雕刻着镰刀斧头前苏联徽标的楼房，巨大的阿拉伯数字显示是85号楼。他们拐过去，进入到相邻的83号楼里，打开长长的楼道两侧一扇扇房门，这就是他们暂居在海参崴的家。

  那晚，住在83-B楼的郭良涛恰逢生日，他的朋友都赶来了，提着蛋糕、塑料瓶装的啤酒、青菜、鱼肉和鸡。很快，在一个半间屋子被床占据的房间里，几张简陋的桌子拼在一起，几个男人张罗着，女人坐着聊天，嗑着瓜子。酒席转眼准备好了，11个人举起酒杯，祝一道从国内来又一起在市场上做生意的伙伴生日快乐。很快，一瓶瓶2升装的俄罗斯啤酒下肚，他们喧闹起来，声音冲破了房门。

  这是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个中国群体，六个男人结为兄弟，老大叫余军，一个人人都可以开他玩笑的、性情活泼的中年男人，他边喝酒边跳舞，“其实，我们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平常也不会这么快乐。”余军说，“我们之间很熟，是这楼里关系最紧密的。”“那你们不出去消遣吗？”“很少，卖货、进货、回家、吃饭、睡觉、上班、下班。”

  他们的欢闹声没有带来邻居的麻烦，这幢典型的“中国楼”里，高峰时期曾有数百中国人居住，每天晚上，他们紧闭着屋门，“警察敲门也不开。”一位胖胖的女孩说。

  周俊和刘景路是市场上交下的朋友，刘是沈阳人，他的娱乐是经常到周的住处串门。周俊试图想到外边转转，但他没有护照。李玉荣已经在海参崴生活十几年，但放下生意后，他最好的去处还是回到家里，跟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说实话，这些年并没有交下真正的俄罗斯朋友。”

  “中国人是单独住的，我们研究所曾经调查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拉林先生对在海参崴和远东的中国人群体产生过兴趣，“5年前，我在写一本书，调查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同时访问俄罗斯人怎么样看待中国人。有一个测验，由一个基金会提供支持，是在莫斯科和海参崴一起进行的。”

  拉林在一所大学授课时，问课堂上的中国留学生，是否和当地的中国商人有所交往，回答是没有一点关系。“中国学生和中国商人之间没有来往，中国人之间彼此也是独立和封闭的。”他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封闭的结果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互相不了解。

  “从中国来的人很多不把这块新的土地看做家乡，我问他们，是不是想在这里住下来，他们的孩子想不想留下来”，拉林说，中国人的回答是，不，不会留在这里。虽然在海参崴生活多年，但这座长满了哥特式建筑的俄罗斯城市对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这么近，又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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