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五十年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使得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的怀抱。

  这两件大事也是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回望青春时期，最难以忘怀的事件。

  群情汹涌的同时，也曾有人提出，在祖国的东北部有一个叫海参崴的城市，同样在屈辱的晚清年间被沙俄强行夺走。新中国为啥不向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一样，来解决海参崴的归属问题呢？

  解答这个疑问，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海参崴问题掺杂了诸多复杂的历史、政治、外交因素。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导致海参碗失去了重归中国的可能性。

  海参崴是一个具有着强烈中国色彩的名字。看到这一个名字，就会让人联想起这一个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领土。

  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占领海参崴之后，将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为“统治东方”。这里也就成了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要地。但是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仍旧习惯称之为海参崴。

  这座城市之所以命名为海参崴，是因为此地盛产高品质的海参。而“崴”指的是山、水弯曲的地方。所以，海参崴是一个合成词，意思就是一个盛产海参的，山弯水曲的地方。

  海参崴位于东北亚阿穆尔半岛南侧，靠近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阿穆尔半岛与东亚大陆构成宽阔的水湾，水深浪静，使海参崴成为沙皇俄国在东方的深水良港。

  海参崴在元、明、清一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清朝时期，这里属于吉林将军管辖区域。

  沙皇俄国原本是东欧平原的欧洲小国，与清朝相距甚远，并不接壤。这一个国家从大公国升格为帝国后，一直梦想能轻松的获得优质的不冻港。因此，它大举向东、向南扩张，极力开拓前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通道。

  沙皇俄国在16世纪后期开始了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的过程。几十年间，俄国人扩张的脚步抵达堪察加半岛和白令海峡，嗅到了太平洋海水的味道。

  17世纪中期，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开始与清朝展开争斗。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基本稳定国内后，两次派兵与沙俄军队在雅克萨大战，迫使沙皇俄国暂时停止了继续前进的脚步。

  清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依照条约文本，海参崴属于大清的领土。关于这段故事，金庸先生曾在他的作品《鹿鼎记》中进行了精彩详尽的描述，有兴趣的读者能自行阅读。

  进入19世纪后，大清的国力逐渐衰落，江河日下。英、法、俄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瓜分了美洲、非洲、东南亚之后，开始觊觎清政府的领土。

  1840年开始，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清朝丢掉了很多领土。这其中，香港、九龙、新界等地分别于1842年、1860年和1898年被割让和租借给英国。

  已经沦为列强配角的葡萄牙，也在1887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北京条约》，占领了澳门。

  在列强瓜分清朝领土的过程中，沙皇俄国的胃口最大。通过多次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被沙俄侵占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

  1860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领土给沙皇俄国。海参崴就是在这次签约后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沙皇俄国在占领了海参崴后，将其打造为远东的军事要塞和经济中心，并将太平洋舰队的基地放在了这里。

  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曾经凭借驻守海参崴的舰队，对日本本土进行过袭扰。对马海战惨败后，残存的沙俄军舰也逃往了这里。

  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清朝的统治宣告结束。为了尽快获得列强的承认，民国政府宣布继承了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外交条约和外交赔款，接受了海参崴，香港等领土被割让的现状。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沙皇俄国的土地上成立了崭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政府曾经多次声称：以往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这些条约中夺取来的一切中国领土；将沙皇政府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但是，尽管口号喊得震天响，历届苏联政府都没有将这些诺言付诸实施，中国收回海参崴的最佳时机就此错过。

  此时，适用于各国之间领土划界的国际法原则与惯例已日趋成熟。这些原则和惯例规定：

  “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

  “如果有必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不能单方面宣布取消或修改边界。”

  基于这些原则和惯例，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领衔的国民政府宣布将与列强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这里的“不平等”指的是不平等的政治外交特权，并不涉及既往签署的边界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对涉及领土割让的旧条约一度秉承不承认且应予以废除的态度。但是在研究过国际法根本原则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确定了解决领土问题的基本方针：

  “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国界，应按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边界的条约。”

  因此，新中国政府在建国后宣称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指的也是各种条约中约定的不平等的政治条款，而不涉及到边界问题。对于历史界约，在谈判签订边界条约时，依旧保持对现实的尊重态度。

  “尽管目前有关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

  中苏边界谈判持续了二十七年，1991年5月，两国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

  协定确定中国和苏联在东段大体以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海参崴在协定中没有一点体现。

  这个协定在1992年2月获得全国人大批准，正式生效。而苏联早已于两个月前不复存在。

  作为苏联政治和法律地位继承者的俄罗斯，接手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协定，并将协定名称从中苏改为中俄，经俄罗斯议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至此，海参崴属于俄罗斯领土这一现实状况，在平等的谈判协商下，获得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正式认可。海参崴至此失去了重回中国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在海参崴归属问题上，新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原则和惯例，继承了以往签署了界约，以稳健和理性的态度解决了北部边境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在双方平等的条件下签署的。世纪之交那一段时间，网络上曾经大肆流传中国出卖领土的谣言。这些谣言基本源自西方媒体，以及国内的一些反动团体。其观点视国际法为无物，不值一驳。

  改革开放的掌舵人，在会见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曾经说过：“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就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一表态，充足表现了新中国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毕竟，“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要大乱了（周恩来语）”。

  理清了海参崴的历史脉络，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南部沿海，来看看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

  澳门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在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会议草约》和《北京条约》中，确实有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的条款。但是，这一文字表述本身并没有体现澳门在中葡之间有领土让渡的情况。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葡萄牙政府也比较配合。所以澳门在1999年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香港问题稍显复杂，英国对香港的完全占领是通过三次条约实现的。其中，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是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到深圳河之间的新界租借给英国的，租期至1997年止。

  对于香港，新中国政府并没有遵照国际法原则和惯例来解决。建国后的历次声明中，新中国都宣称中国对香港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会在适当的时机解决香港问题。

  这一表态明显与中国政府对沙俄侵占领土的态度有所差别，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个人猜测可能与建国后中苏，中英之间的意识形态、外交关系、军事力量等有关。

  总之，1982年开始，中英之间开始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方的立场没有更改过，从始至终坚持香港岛、九龙、新界一并归还中国的立场，并最终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谈判结果。

  实际上，作为世界历史中第一代搅屎棍，英国在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上，使出了很多的阴招儿，试图继续保持其在香港的影响力和实际统治地位。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全球范围内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联合国大会在苏联的倡议下，成立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推进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进程。

  在该委员会确定的殖民地名单中，出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名字。这两个名字的出现，正是英国暗地推动的结果。

  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香港和澳门进入名单将给两地的回归带来不可预测的复杂性。香港和澳门被列入殖民地名单，未来就有了选择独立、被托管或者继续被殖民者统治的不同选项。

  因此，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即开始了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工作。1972年，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同意中国的意见，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

  联大对是否将香港和澳门从名单中删除的问题进行表决，投票结果是九十九票赞成，五票反对。中国赢得了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在国际法理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主权，为两地回归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所以，你看，在处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上，新中国政府体现出来的是积极开展斗争的姿态，一步一步的加以解决。在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问题上，中国也同样体现了耐心十足的态度。

  尽管在两个问题的解决上存在着相反的对待国际法届约原则的差别，但在过程中，中国政府从始至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在法理上站得住脚。这一态度，也充分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姿态。

  历史问题总会有难于处理的一面，如何通过充满智慧的方法面对历史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是极为擅长的。